张恩岭
在我不足周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便因肺病去世了。那时，我已有了一个姐姐，七岁；一个哥哥，四岁。
当我记事时，已是继父承担起了照拂全家的责任。我全然不知道有过亲生父亲的存在。继父姓张，是一个赤贫的小市民，唯一的资本就是年轻的力气。全国刚一解放，他就进了镇上刚刚成立的搬运站，做了一名搬运工人。
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我都很模糊，只能说很高、很瘦，瘦骨嶙峋的样子。他眼睛不太好，常常红红的、泪滋滋的，说是“风溜眼”，一见风就流泪。他经常滴一种叫作“沃古淋”的眼药水，一个小玻璃瓶，粗的一头塞着有弹性的橡皮塞，可以挤压。这种眼药水如今早就没得卖了。
最突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腰间常束着一条长长的蓝色粗布披单，还打个结，很像戏台上的装束。这披单是搬运工人最明显的标志，也是父亲干活时必不可少的“劳保”用品。先说装卸吧，这是他们最基本的劳动，经常装卸的是粮食。一麻袋粮食两百多斤，工人一袋袋扛起来装上汽车，或者从汽车上扛下来搬进仓库。干活时，父亲先把披单解下，展开，有两尺多宽，搭上肩头，旁边有两个工人把一个麻袋放倒，抓住两头的两个角，忽地一下抬起来，像荡秋千一样向斜上方甩去，顺势砸在微微弯着腰的父亲的肩上。这披单正好衬在麻袋和脖子之间，父亲就在麻袋砸向肩上的瞬间，猛地挺直身子，一手叉着腰，一手空甩着，沿着搭在汽车帮上的翘板往上走。翘板在他脚下一起一伏有韵律地晃悠着，像杂技表演一样好看。有时候，他们比赛力气，有的人还能用另一支胳膊再挟起一个麻袋。每当此时，我就感到父亲的伟大、工人的伟大，全然不觉其中的苦累。
但是，还有比这更苦更累、干脆叫作苦力的活儿就是“出远门”。那个时候的长途运输，在我们家乡除少量的汽车以外，主要还是靠搬运工人拉起架车，装上十来个麻袋，一吨多重的粮食，一步步地拉到水寨或漯河，离家两百多里的地方。
每次出远门常是十几辆架车一起出发，一字排开，浩浩荡荡，颇为壮观。但是，这种出发时的风光很快就消失在艰苦跋涉的路途上了。脚下的路远不是现在的柏油路或水泥路，而是土路，坑坑洼洼。风来时，黄土弥漫；雨来时，泥泞不堪。我的父亲就弯下腰，低下头和地面几乎成平行状，两手架着车把，肩上绷紧着绳袢，那姿势就像拉纤的船工，又像如今常见的拓荒牛一样的雕塑，艰难、韧性地拼命向前，汗水擦也不擦地滴嗒一路。渴了、饿了就停下车，喘喘气，摘下挂在车把上的瓦罐子暖壶，对着壶嘴，咕咚咕咚喝上几口早已凉了的开水，然后打开“脚箱子”（工具箱），拿出也早已干硬的凉馍，咬着颜色黑黑的、块状的“五香大头菜”（一种腌制的咸菜），吃上一阵子。然后用披单擦擦嘴，再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又重复起永远不变的姿态前行。
就是在这样的路途上，父亲度过了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经受了年复一年的雨雪风霜。所以，我很少见到父亲。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归来时满身的雪花，耳朵上挂一个雪花融化结成的冰凌，就像晶莹的耳环一样，引起了我的好奇，上去揪父亲的耳朵。
但有一次父亲归来，就不是这样子了。他在路上爬一个上坡，头部几乎触地的时候，勒在肩上、绷得正紧的绳袢突然断裂，父亲猝不及防，随着惯性一头栽倒在地，满脸是血。
父亲就这样拼尽全身的力气和汗水，甚至是血的付出，勉强维持着一家人仍然困苦的生计。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日子越发艰难了。因此，我没有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只记得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居然给我买回来一个苹果大小、叫作“毛蛋”的小皮球，球面上布满弯弯曲曲的黄、绿花纹，往地上一摔，跳得很高。这是我能记得的父亲给我的一件最珍贵的玩具，也是唯一的玩具。
家乡流传一首童谣：“小白菜，地里黄，三岁两岁没了娘，跟着爹爹过日子，又怕爹爹娶后娘……”其实，对于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但是，我始终没有感到父亲对我和对妹妹、弟弟有任何的区别。为此，他自然也遭到了一些工友的劝说和嘲笑，说他傻，年纪轻轻何必去养活他姓人家的子女，何必替一个不相干的男人去尽父亲的责任。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只听母亲说，他总是用一句话去对付人们的七嘴八舌，那就是：“做人得讲良心。”良心，是父亲懂得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也是父亲最看重的一个道理。良心，是他一生坚持的信念和行为准则，是他面对困难时勇气和毅力的来源，是维持我们一家人不至于“散伙”的最强大的凝聚力。
父亲渐渐地老了，该休息了，却又遇上疾病的折磨，且是一病未愈再添一病。
于是，我拉着架车，像他当年拉着车子一样，拉着父亲在县城里各个医院看了个遍，这是我同父亲接触最多的时期。人们常说：血浓于水。这是真理，血缘的亲情有着神秘的力量。可是，我同样认为，情，也浓于水。因为这情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养育出来的，这情是父亲艰辛的养育之情，这情是父亲和儿子那“良心”的自然发现。人们常说，生身父母没有养身父母恩情重，细想起来是有些道理的。
有一年春节，父亲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除夕之时，能够回家过年的病号都走了，病房里冷冷清清，暮霭渐浓。远远近近、断断续续的爆竹声更增添了病房里的凄凉。然而，我和母亲偎依在父亲的床前，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一个家庭的亲情，只有在灾难或特别贫困的岁月里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或许，父亲一生的累，就是为了换取这样温馨情浓的时刻。
到了初夏，父亲的病终于治好了。可是因为这种病，本来视力就弱的父亲，看东西更加模糊。于是，家里的小院子就成了他终日活动的天地。
早饭后，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人。他便搬个小椅子，倚墙而坐，一边晒太阳，一边拧开那个黄河牌收音机的旋钮，听戏曲或刘兰芳的评书。整个小院就有了优美的唱腔和悠悠然摇动的树枝来陪伴他，间或有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落到院子，蹦蹦跳跳在地上觅食。父亲一阵咳嗽，惊得麻雀扑楞楞地飞去，不一阵又欢叫着飞回来。这样的日子，可真是“野鸟做伴，白云无语”，倒也有趣。只是时间一长，父亲也感到寂寞、枯燥。每当此时他便关了收音机，闭目养神，什么也不想。屋子里静极了，院子里也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在不紧不慢地嘀嘀嗒嗒地走着。父亲说，挂钟每响一下，他便想着离孩子们下班的时间又近了一点。
父亲终于日渐衰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了。在墓地里，我把一锹一锹的黄土撒向他的棺木，犹如撒在我的心上。
父亲已经故去三十多年了。可是，父亲，你知道吗，每年的除夕之夜，窗外万家灯火、爆竹声声，整个小城都在狂欢的时候，我心中却尽是悲哀和思念。我似乎听到你那野外坟头上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声响，一如你生前的絮语。人们说，坟墓是魂灵的房子，父亲你过得好吗？摆在你头枕边的黄河牌收音机还在响吗？父亲，我好想你啊！咱家现在生活好了，如果您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父亲的面容在我面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我总觉得他的容貌很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样，永远定格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