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乡戏是一种最高雅的文化。
年年岁岁，总有那么一段日子令人向往，令人难忘，令贫瘠的田野生长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那就是唱乡戏的日子。
年余岁末，犁耙上壁，围着火塘的老人们几支“喇叭筒”抽过，喉咙便痒痒，抽出了往年的余香，一合计该唱几场戏了。
第二天，屋场里唱戏的消息便在乡间传开了。隔山隔村就有人来打探实信儿。等到唱戏那天，七村八寨的人就从各条山沟汇聚拢来，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拉着苹果、橘子、瓜子的板车停满了一禾场，闹台一响，戏就开场了。
乡戏因为土生土长，人们便叫乡戏。也正是因为叫乡戏，才与乡下人最亲切，老老少少的乡下人都是乡戏滋养大的。
久病在床的二爹一听要唱戏，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指挥年轻人搬这搬那搭戏台，一个月乡戏唱完病也没了，这等奇事也许奇医不行，但乡戏却行，颇有些曹孟德读陈琳文章治头痛的味道。
著名巴陵戏剧艺术家、临湘市桃林镇人李筱凤从小就受到乡戏的熏陶，他曾对好友王一中先生说过：“我小时爱看王仲秋的戏，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王仲秋是忠防镇“三秋班”的名角。清末民初在临湘、岳阳、通城、崇阳一带流传着一首梨园歌谣：“三秋搭一天,外加潘神仙,还有一个袁桃生。”说的就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乡戏演员——三秋班的六位挑梁台柱。其中“秋”就是袁金秋、袁银秋和王仲秋三人；“一天”指忠防徐家冲张达天，擅外角；“潘神仙”就是潘伢子，是云溪木岭潘家人，擅旦角；袁桃生擅生角，袁家墩上人。最初的花鼓戏只是文唱，表演动作也脱离不了地花鼓、竹马灯和彩龙船的一套形式，到了清末民初，花鼓戏艺人对照大戏（巴陵戏、汉剧）自感相形见绌，从而向大戏学习。这些班子又名“雨交雪”，白天唱大戏，晚上唱乡戏。
在我孩提时，正是乡戏红火的时候，各乡各村的草班子到处都是，在我们村里唱戏的大多是忠防新田畈烂柴湾和詹桥壁山黄泥岭的戏班子，他们唱的戏令人如痴如醉，回味无穷，恍然进入戏中的情境。在唱乡戏的时候三月不知肉味可以，三天不看乡戏难啊！
乡下的戏迷一谈到乡戏便浑身是劲，无论识字多少，年龄大小，大多能讲得眉飞色舞，有板有眼。哪怕是没读过书的婆婆姥姥，对戏中的忠贤奸愚、孝逆善恶都能搞得泾渭分明，戏里戏外的人生总能一目了然。乡戏教会了他们怎样明辨是非，处世做人。他们又用乡戏教育自己的儿孙。因此，戏班子一到地方，请的人就多了，一个屋场一个屋场地唱，哪个屋场也不肯示弱，多多少少都要唱几次。看的人便一个屋场一个屋场地看，反正冬闲没有事，一路看到底。唱戏的直唱得欢天喜地、悲天恸地、呼天抢地、乌天黑地犹如身受；看戏的打着哈哈、抹着眼泪、扼腕顿足、拊掌捧腹身临其境，直看出百年人生尽如这梨园之事。所以乡谚说：“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但是“疯子”照样有人请，“傻子”照样还去看，唱戏的唱得喉干舌燥、自觉滋味无穷走下台来又可以粉墨登场，在台上表演一番英雄事业；看戏的看得精神抖擞，心里涌现几分浩然正气。妇人孺子、牧竖耕夫，骂狗官骂奸贼骂昏君骂小人直骂得痛快淋漓。在山野不问朝政也理几分天下事，“况分社稷忧，复在君臣间”。
乡间野戏，多在野趣。那悠悠扬扬的琴声，那怨怨艾艾的唱腔，那沸沸扬扬的热闹劲儿，那浓浓郁郁的隽永味儿，总让人如嚼橄榄，回甘绵远，给人几分温馨，几分慰藉，几分激励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