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

每当有剩下的猪肉，父亲就带回家来，然后吩咐母亲做一些好饭好菜，再叫上伯父来家里吃饭喝酒。他们兄弟俩一边喝酒，一边唠嗑，感觉日子很快乐。

如果说母爱如水，那么父爱如海.父亲的爱像大海一样大，有时波浪滚滚，惊心动魄，而每一点每一滴都值得我细细品味。

父亲从小对我“严”字当头、“学”字为先。也许父亲对我期望高，尽管我是家中独子，有两个妹妹、五个堂姐妹，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独子“安逸待遇”,给人感觉是父亲重女轻男。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就买毛笔、墨水和字帖，让我每天临摹楷书，还规定每天要练写、临摹多少页，他晚上干活回来，不管多晚都要检查。1971年龙塘大坝建成，那时，才几岁的我有着很强的好奇心，跟村里一位大哥跑到几公里外的大坝去看、去玩。回来后，父亲严厉的教育我说，你胆子太大，小小年龄，就跟大哥跑到那么远的地方玩。我不服气，今天是礼拜天，你布置的写字、临摹超额完成了，才出去玩的。父亲看我顶嘴，拿起一根小竹竿就往我身上抽，还一边训斥：“嘴还硬！玩可以，但不能跑那么老远呀，大坝多危险啊。”果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龙塘大坝及其附近出现了多例小孩玩水溺亡的事件。从那以后，我就不敢乱跑到比较远的地方玩耍，乖乖地待在家里，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作业、写日记、练毛笔字等。

到了四五年级，我写的字基本能让父亲满意了。那时，只要每逢村邻家有喜事，父亲都叫我帮他们把亲戚朋友送的红包一一登记在册。记忆中，每场婚礼都有几百个红包，我都是从第一天上午写到第二天下午。后来，父亲还叫我帮乡里乡亲写春联和婚联。

父亲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厉，在家务上也是严格要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懂煮饭、喂猪、种菜，为父母、妹妹洗衣服，挑水、砌石灰有时也会去做。至今，我仍怀念那个贫穷、缺吃少穿的年代，家里的孩子从小就做各种农活、家务，虽然很累很苦，但大家很纯朴，也很快乐。

父亲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海南良种甘蔗云龙试验场当职工。那时候是生产队，每天队长一敲钟，社员就来到田地干活。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最先出工，很能干又勤快，每月工分都是最高之一，深受父老乡亲的爱戴。

考虑到我们村靠近水田，挖泥方便，而羊山地区盖房需要砖瓦，父亲就和乡亲们在头佑建了个砖瓦作坊，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提供砖瓦。难能可贵的是，村里人有事，都喜欢叫父亲去帮忙。父亲都是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活就出门去了。

小时候，我跟父亲睡同一间房，有一位无儿无女的王爷爷病重了。他的干儿子王升讬在凌晨时来敲我家门，说他干爹病重了。父亲听到后，快速披上衣服，穿上鞋子，留下一句“你自己好好睡觉”便出门了。当晚，父亲和王升讬连夜把王爷爷送去了龙塘卫生院治疗。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村里人多地少，很多乡邻纷纷外出务工经商，父亲也租了个摊位卖猪肉。父亲卖的猪肉既新鲜又不贵，所以常常很早就收摊了。父亲与伯父的关系特别好，每当有剩下的猪肉，父亲就带回家来，然后吩咐母亲做一些好饭好菜，再叫上伯父来家里吃饭喝酒。他们兄弟俩在一起很开心，一边喝酒，一边唠嗑，感觉日子很快乐。

父亲一生厚道、乐观又踏实。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我陪父亲卖猪肉。看到一位阿叔向我们摊位走过来，父亲微笑着问他想买多少、喜欢哪块肉？随后，父亲按照阿叔的意愿，拿起刀，利索地砍切完，再称好，告知阿叔斤两和钱数。阿叔把钱递给父亲后，拿起肉转身就走了。父亲数了数钱，发现竟然多了1元钱。要知道，那时候的1元钱购买力可不小。父亲立即追赶上那位阿叔：“你多给了1元钱，要退给你。”阿叔说：“今天是我们村公期，我买了这么多猪肉，怎么会多给了钱呢？”父亲说：“就是多给了1元钱。”父亲和那位阿叔推来推去，最后坚决把那张1元钱塞入阿叔的裤袋里才返回摊位。

父亲后来还陆续带出了几个徒弟，教他们宰、切、剁、称、卖等手艺。尽管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徒弟、一位姓符的大哥遇见我时，还对父亲赞不绝口，说他善良、大方，总是为别人着想。

父亲已经走了，但我从没忘记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他的热心助人、诚实守信，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在我参加工作后，我经常下基层，为贫困大学生铺设成才之路，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做出指导方向。

以上这些用以告慰我的父亲。

王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