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郭嵩焘奉命前往英国，在伦敦设立了使馆，他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1896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历时190天，访问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尽管此前他从挚友郭嵩焘那里了解到西方许多信息，但百闻怎比一见。
本书以郭嵩焘日记、诗作，以及同曾国藩、左宗棠等名人的书信往来等为叙事基础。郭嵩焘在73年的人生中，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晚清风雨飘摇，仕途上的种种挫折与磨难，郭嵩焘没有选择荣华富贵以求苟安，而是挺身而出，率先开化陈旧思想，努力拥抱世界。
1856年，郭嵩焘借道上海前往浙江筹集粮饷。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顺道，但上海的一路见闻却让郭大开眼界：洋人不仅仅有坚船利炮，大都还彬彬有礼，十分注重卫生，街区宽大整洁，住宅“雄伟不失温馨”……这与士大夫传统意识中的邪恶夷族形象有着颠覆性区别。接触越多，郭越笃信“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
1876年，肩负赴英“通好谢罪”的郭嵩焘意外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此前他没有接受任何外交训练，也没有经验可循。不过，面对士大夫的口诛笔伐，郭嵩焘没有气馁，反倒充分把握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旅途见闻以日记形式汇聚成《使西纪程》。毫不意外，这些充满对先进文明溢美之词的文字，再度成为顽固士大夫阶层发起新一轮围殴运动的又一“铁证”。
郭嵩焘的许多见解太超前太激进，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唤醒那些素来以天朝自居的愚昧士大夫，即便是思想相对开化的洋务派似乎亦难对此完全认同。不过，汪荣祖认为郭氏过于直率与固执的性格，助长了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矛盾。
传统士大夫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骨子里无法接受郭嵩焘这样长他人志气的“崇洋媚外”思想。相较于传统士大夫的顽固不化，洋务派似乎更能看到西方文明之长，但依然跳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桎梏。郭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派“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1872年至1875年，洋务派曾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远渡重洋赴美求学。终因无法突破守旧思维枷锁，幼童求学之旅半途夭折。尽管如此，这批幼童回国后仍旧成就斐然，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成就纵然可喜，而求学活动未能坚持则让人唏嘘。
在汪荣祖看来，郭嵩焘所谓的争议性主要表现在，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先醒者，一旦认定，便义无反顾。所以他能率国人之先河，看清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处后，哪怕只是一己之力，也要努力从衣食、社交等方面付诸实际行动，极力融入西方社会，试图找到中国出路。
不过，郭嵩焘越是努力，越显孤独，汪荣祖称其是“寂寞的引路人”。作为晚清士大夫中的先醒者，郭的这种觉醒远超同时代那些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为中国”的洋务派。当然他也有局限性，他不同于左宗棠和曾国藩，他的见识更多局限于理论层面，或者说他看得远，洞清时代潮流方向，但在将超前见识转化为可行性行动方面，又似乎缺乏足够的智慧。
1891年，郭嵩焘走完了人生旅程。他的那些先见之明，虽然没能得到同时代的认同，但却像种子一样，在华夏大地播撒并悄悄孕育。四十多年后，虽然国力依然羸弱，但一位熟读国际法律知识、英姿勃发的年轻人——顾维钧站在了巴黎和会的舞台上，按照西方思维慷慨陈词，大放异彩。顾维钧是中国第一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素养的外交官，这也是他外交生涯职业成就的关键所在。郭嵩焘当年虽然受挫失败，但他极力倡导的外交理念，终于生根发芽。
禾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