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一平是壮族作家，但他似乎较少提及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并不是说他不热爱自己的民族，而是他立意实践的是以壮族书写为原点，不断探向新的地理与精神的远处。纵观凡一平的小说创作，其往往从特定的空间地理出发，在文本中建构起独特的坐标系。从这个意义而言，上岭村既是地理坐标，同时也是精神坐标，更因为凡一平的“虚构性”的与总体性的打造，形成文化的坐标/地标，如是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多有裨益，因为这样的“共同体”不是封闭的狭隘的所在，相反，其应当是开放性的与包容性的，而且更应具有抽象的和超越性的特征。也因为如此，文学/小说得以又一次溢出自身的界限，由虚向实地探寻更多的回响。
具体而言，凡一平对记忆中的乡土怀抱着真切而热忱的感情，他在小说里时而凝视着上岭村的生活现场和人情世故，也对那里的草木虫鱼、天地自然倾注情思；与此同时，他更是熟稔于乡土中国的历史纵深，也专注于当代城乡的困境和惶惑。因此，在凡一平的笔下，写尽了农村世界的家长里短、凡俗世情，也显影出农民主体的艰辛和苦难、纯粹和坚忍。
二
可以说，“少数民族”的身份标签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一种精神的原点，好的作家往往能够循此探向更深的人性与更远的世界。凡一平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所织造的是一种打动人心的语言，当然，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也即他的小说往往能够打通雅俗的区隔，以极简主义的零度叙事，明快而轻盈，不仅以戏谑幽默的话语映射生活，同时能够表述沉重的和宏大的主题。如长篇小说《四季书》创造了极具异质性的空间，开启了对于百年现代中国历史的反观与反思。在长篇小说《上岭村编年史》中，轻松诙谐的话语修辞背后，既显现出中国边地农民群体的朴素、平实，同时又织造其中的“编年史”，以一种类史诗的方式讲述故事。然而细读下来，小说颇有可以回味与多有嚼劲之处。“娶亲的人是蓝能跟，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光棍。但娶亲之后，他就不是光棍了。”如是这般的干净利落的语言在小说里比比皆是，“村庄的夜晚越来越静，尤其是在村西头不是村中心的蓝家，静得就像山腰的洞穴。人即使像野兽一般嚎叫，也没人听得见，更何况此刻在蓝家的三个男人，基本上不吱声了。”乡土的形态交织着心理的动向和命运的变化，在独异性较强的叙述语言中，凡一平整体的小说修辞往往显得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最起码的，在他的小说里，往往不矫饰不虚伪，如诉家常，娓娓道来，并非那种装腔作势的叙事话语，而是值得信赖的语言形态。
也正因为这样，凡一平的小说形塑成了新的“乡土透视法”：其一是正视，也就是以“编年史”“四季书”等方式，呈示的是一种当代中国久违的史诗性，并且将相关问题诉诸现实主义式的书写，如《上岭恋人》中，写到了恋人、侦探、产婆、说客、裁缝、保姆等人物形象/群像，绘制了乡土世界的浮世绘，也真切回应当代中国乡土的农民精神困境；其二是反视，通过自嘲、反思等形态，在乡土超越乡土、在南方超越南方，这是凡一平小说能够向外向远探索的关键所在；其三是侧视和斜视，简言之就是以有趣有料以及有情有义的方式，斜插入人性自身的复杂丰富，不以一般意义上的观测角度，却能对个体/群体以及家国历史生成新的解析。如《上岭恋人》中隐秘的心理不断得到开掘，那里充溢着人性撕裂中不断形成的新的精神辨认以及基于此生成的文化认同；又如长篇小说《上岭村谋杀》，从一个谋杀案衍生出来真实而丰富的乡土现场，从中发现那些淳厚的人性，并在多维度的判别伦理中，形塑现实历史褶皱处的存在状态。这部小说从理性的主体到情感的主体、反思和忏悔的主体、自然的主体，足见少数民族地区以至边境与边疆的人情人性，此与高度理性化的现代主体有所差异，如是显影出一种新的地理和精神空间，在自然世界、人性欲望以及时代迭变里，发现隐秘的心理与差异化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凡一平的上岭村，多是有情有义的形象主体，以此抵御当代社会的虚无和冷漠，这是新的价值观的呈示，从欲望与无情并生的精神实况中超越出来，诉诸更为深刻的文化蕴藉以及值得确证的心灵皈依。
在《四季书》里，讲述的是上岭村民同时也是共产党员韦正年传奇而又平凡的一生，以一个人沉浮跌宕的小历史，实际上撬动了从二十世纪开始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韦正年传奇与现实交织的一生，从最初因病被父亲抛弃山洞，仿佛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式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却得到了拯救，自然万物如蚂蚁，但却也能自成形态。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除去命运的不可捉摸，还有革命、爱情，以及亲情友情的滋养和激励。以韦正年为隐喻主体的现代主体，最终以自我的抵抗与自觉的新创，融入了这个世界。但小说不止于此，而是走向了更高的一个层级，即以自我生命的消亡，却由此化入万物与自然之中，生成新的生机。《四季书》这部小说，试图不断将历史的时间维度拉长，以此形构新的异质的交流经验，在虚实相间的历史世界和性灵觉知中，传递既具有历史感又获致当代性的价值形态。这就形成了《四季书》内在价值序列：首先是个人史观的呈现，从一个现代主体不断演化、衍生直至升华，随后是主体的生活史、情感史、奋斗史，形成个体的同时也具有总体历史的形象；其次是革命史观，主人公的自我成长与蜕变的过程，正好映照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长时段进程；再则是生命史和自然史，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确证甚至彼此转化。由此可见，小说在结构上非常独特、完整，从中能够体现内在的伦理，其既是生活的、革命的、经济的，更是人性的与命运的。小说从个体与历史中跳出来，进入更深广的价值层级，开始观照生命与自然。在这其中，一个隐含的信息却是，在一轮四季的时序之后，又会有新一轮的四季更替重新开始。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好的文学给予我们的，也是这样不断得到更新的生命想象，因此得以去理解外部的世界以及内心的自我。综而言之，《四季书》以边地为视角、以边地为中介，甚至是以边地少数民族为主体去体验、发现乃至重新讲述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
三
总体来看，从凡一平等作家身上可以看出，对于少数民族的自身指认以及写作旨归而言，不可或缺的还在于写作者的精神维度、异质修辞以及意义再造的可能：精神维度指向的是作者对于自我的来处与出处，对于自身的民族属性与风俗样态的熟稔，并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创作加以反映；异质修辞强调对于地域性的与民族性的题材内容、风土人情以及包孕着当代意味的新的价值趋向的关注，但是这样的观照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有所甄选并且独树一帜的，以此不断构筑自我的叙事风格和写作调性；意义再造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总体性的价值提炼，很多事物、人情及其所生成的道德序列，从表面上看并不是特别清晰，更非简单的辨认和判断就能够形成理性的认同，因而需要文学参与进来，不一定于焉形成定于一尊的意义，但是更倾向于形塑出开放性以及包容多元可能性的精神容器，输出更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理念。
不得不说，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局限于何种民族的文学，从审美的层面，最终我们拿来考量的，只有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的区别，前者无疑需要更高级的灵魂。也就是说，文学固然可以改变写作主体的命运，但是文学本身还需要再往前走，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参与现实历史的新变之中。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的身份或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原点，然而真正有意义的是从这个原点出发，能够走向或走到哪里，当然这个过程可以不断地回到这个原点，也可以忽略这个原点，但是真正考量一个作家的水平就是走了多远，走到了什么境地和境界，或者是深入到什么样的精神腹地里，而不是仅仅在作品中局限于风物式的与愁绪式的书写，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基于此，关键还在于将眼光投到外在的世界去，视其能把自身的文字投向多远；如果真正立足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故土、我们的家园，基于原点而超越原点，心怀远方而不顾路遥，则无疑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曾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