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开篇致辞。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何以安放》也是一个关于女性、家庭、出轨的故事,然而两位主人公的不幸却迥异。《何以安放》展现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女性的生存困境。
小说开篇,公务员作家饶前树在一次采风活动中结识了编辑兼评论家姚一菲。姚一菲的美貌和气质让饶前树一见倾心,两人的关系不断升温。然而作为有夫之妇的姚一菲,却在这个过程中倍受煎熬。在作者安排的插叙中,作为读者的我们和饶前树一起,一点一点拼凑出姚一菲并不乐观的个人情况。虐待狂丈夫牛志生的情绪勒索,负债累累的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界前辈厚颜无耻的性骚扰……都市白领姚一菲的生活摇摇欲坠,而所有的矛盾在疫情降临后的春节集中爆发。
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第一条是姚一菲和饶前树的婚内出轨,这是小说最明显最清晰的一条线索。而小说的第二条线索,也就是姚一菲和丈夫的婚姻生活,跨度更长。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更被强化为主人公精神世界外的地理空间上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姚一菲在小说中不断往返于广州市和江北市两地。一边是欲望和情感需求,一边是家庭和道德责任,作家为姚一菲设置了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在平静的叙事风格之下,作者用这种不稳定的、不断处于角力状态的二元关系不断提示着读者那个尖锐的矛盾———“后现代”女性的身份问题。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姚一菲这个人物的出轨行为无疑是值得批判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对这个人物的立场依然是同情的,甚至是支持的。小说中有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饶前树带着焦头烂额的姚一菲兜风来到了郊区,两人在夜空中袒露心扉。饶前树站在“救赎者”的角度,拯救了姚一菲,带她逃离了都市。娜拉出走了一百年,当代女性拥有了知识和地位,可心理上的压力和痛苦却有增无减。理智告诉读者姚一菲是应该被谴责的,可情感作为“诗意的裁判”却告诉读者,她才是最应该被同情的那个人。姚一菲身上那种东方女性特有的坚韧、隐忍,为这个人物增添了一束道德上的弧光。孰是孰非,读者在心里已有了判断。在曲折的情节之外,对女性处境的人文关怀才是《何以安放》的主基调。
在《何以安放》这样严肃、沉重的阅读体验中,主人公姚一菲所受的压力不断传导到读者身上。造成这种压力的,是都市和传统的拉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丛治辰说,“中国的城市中有乡村,城市中有共同体,有熟人社会,有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情感结构。”一方面是光怪陆离的都市霓虹,另外一方面是酸腐陈旧的小镇陈规。看似光鲜的职业女性,也是在乡镇邻里的规训下成长的。姚一菲在文学这一专业领域的才华无疑代表作家最高的审美理想,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成鲜明对比。可与此同时,姚一菲却会被牛志成高考的“985光环”而遮蔽,半强迫半自愿地成为了牛家的儿媳,婚后又因为抚养女儿的责任感和“家丑不外扬”的观念而一次次被要挟。姚一菲所面对的女性的身份问题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落到个体上,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反应却是隐忍的甚至是懦弱的。同样是面对丈夫的无理取闹,你看《坠落的审判》里的女主角桑德拉的反应就激烈得多。在小说现实主义的模式下,姚一菲所受的压力,被具象为来自于丈夫牛志成的轰炸式的微信消息、无时不在的定位软件和语言暴力。牛志成这个传统糟粕的恶魔,却运用着种种高新科技施行着他的攻击。这种病态的交流模式和生存状态,成为了都市人的痼疾,也就是姚一菲心理上的“看不见的伤口”。作家用自己独特的都市经验,展现了姚一菲情有可原的道德困境,丰富着“都市与传统”这个矛盾中的细节。
小说最后,好不容易离成婚的姚一菲接到了前夫牛志生的电话。电话中以死相逼的牛志成,使姚一菲再次坐上前往江北市的汽车。姚一菲的生活最终会走向何方,作家没有给出一点可能的提示。两个男人,两座城市,抑或是彻底远走高飞,姚一菲最后会把自己安放到哪里呢?带着“看不见的伤口”,都市中还有无数个“姚一菲”在挣扎着。
黄靖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