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皮肤黝黑，面相粗犷，却不是一个好农民，甚至连做农民的孩子都不合格。
插秧不成行，除草锄掉苗，田地里的农活，没有一样是我拿手的，就连用扁担挑水，我也掌握不了平衡技巧，常常被甩得像个醉汉，一路趔趄。幸运的是，我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只是那些年条件艰苦，阅读成了蹭读。
我们村前面有条公路，公路另一侧有个教学点，那里有一间大教室，一二年级学生挤在这间教室读书、写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共享教室。还有一间小房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仓库。40多名学生来自附近3个屯，老师只有一个，是我们屯跛脚的代课教师。还没有到读书的年纪，我就常常溜到教室窗外，蹭课。那个年代，填饱肚子是村里人最重要的事，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往往都是放养。读书学习就像喂鸡，在草丛里撒下一抓谷子，吃不吃，吃多少，全凭各自本事和运气。我就是那只贪吃的鸡，在入学以前，就喜欢上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了，虽不明白诗歌意思，却也能背诵不少。启蒙老师检查学生背诵时，遇到卡壳或背不下的，就会把我叫过来，让我背诵给那些学生听，然后训斥“人家还没上学都能背，你白吃几年饭了。”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越发喜欢上古诗和课文。
进入三年级，就要转到几里外的中心小学读书。我的同桌是个故事迷，每天带着几本连环画到处炫耀，他让同学们围成圈，他坐在中间讲连环画里的故事。我不喜欢听故事，想自己看书，同桌却不肯借，甚至他看连环画也时刻提防着我，一旦我伸头过去，他会马上把连环画合起来。有时我实在太想看，就会挪到他旁边，守着他等待蹭读。很快他就会烦躁，把我推到一边，并大声告诉我想看书就自己买，或者拿一本他没看过的连环画进行交换。这些我自然都做不到。
用劳动换取阅读权，这是我俩的交易。我需帮他家剥一筐玉米，才可以看一本连环画。给玉米脱粒是农家常见的工作，一般都是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负责。夏季采收回来的玉米，在烈日下暴晒三四天，玉米粒已有所萎缩，粒与粒之间有了缝隙，剥起来相对容易些。先是把晒干的玉米棒放进蛇皮口袋里，每次放二三十个或三四十个，然后提起蛇皮口袋猛甩打地面，数次之后，将蛇皮口袋里的玉米倒出，多多少少都脱落了一些。再用一字起子，对着玉米棒铲出一排，这个工序需要技术和力量。双手配合，一手握着玉米棒，一手拿着起子铲，两手都得用力。力气小了铲不动，力气大了或配合不好，容易戳对手。一个个玉米棒都铲出一排后，再手剥，剥玉米粒时，用大拇指紧压着最外侧的整排玉米粒，再用力掰，依着拇指手掌的长度，十多颗玉米粒就此脱出，小孩手短，往往需要两三次才掰下一排。到了剥玉米的季节，大家的拇指几乎整天又红又肿，像是被马蜂蜇过，严重的连笔都拿不稳。
为了看连环画，我跟父母谎称去同学家玩或者说去外婆家，中午到同桌家，匆匆吃一碗他家的粥，有时粥也吃不上，就开始剥玉米。中午时间短，剥一个小时就要赶回学校上课，因此需要剥两三天才会完成一筐的任务。为此，我不得不学着品读，对着图画在脑子里想象，想象文字外的东西，猜测故事的走向，好延长这劳动换来的阅读。
至今仍记得那些连环画，有杨家将系列和岳家军系列，连环画里的杨门女将、杨宗保、穆桂英、佘老太君、岳飞、岳云等人让我热血沸腾。还有《董存瑞》《鸡毛信》《雷锋》等红色故事当时也受小伙伴们追捧，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佐罗》。佐罗平时以普通人身份跟大家生活在一起，每次战斗时，他都会蒙面出现，骑着那匹叫龙卷风的黑马，鞭子和圣剑是他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武器。故事中，佐罗常被高额赏金通缉，但他非常理智聪明，那些官员不仅抓不到，还要常常被佐罗当面羞辱一番。至于那些作恶的坏人，佐罗总会用剑在他们身上划下字母“Z”，镇上的人都称他为“佐罗”。与中国传统武侠故事不同，我被异域风情的故事、人物对话、环境场景所吸引，幻想着自己也能身怀绝技，幻想着有一条大黄狗陪伴自己，一路行侠仗义，成为“佐罗”一样的英雄。
连环画的吸引力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升入中学后，通过各种形式，我从同学手中借到《故事会》《读者》《辽宁青年》，迷恋上那些细腻而朦胧的感情。那些年，我身体里似乎藏着两只饕餮。山海经里面说，饕餮是上古四大凶兽之首，凶恶贪吃，似乎怎么也吃不饱，见什么吃什么，饿急了连自己的身子都吃。这两只饕餮，一个在胃里，每天不停地找食物。另一只就在脑子里，专食文字。书包里的课本远远满足不了它，又把我的双眼当作它的鼻子，翻箱倒柜嗅找散发墨香的文字，大姐那些算命、手相的书，还有印着上等吉日、诸事亨通的日历片，都成了代餐品。
书看多了，我就膨胀起来。从小学三年级有作文课开始，我常常被老师带到讲台上，一再表扬，作文也被当成范文，虚荣之心得到满足。到了初中，我在一本借来的杂志中缝里发现了“秘密”，瞒着同学老师，把自己的作文邮寄过去。毫无悬念，我用三十多块钱换来了一个“特约记者证”，当杂志社再一次提出交五十元时，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那三十块钱，是弟弟挑矿换来的。弟弟小学六年级就早早辍学，相对于读书写字，他更愿意在烈日下暴晒、田地间耕种。他对我爱看书会作文很清楚，甚至一度引以为傲，当我跟他要钱办证时，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至今仍令我惭愧。
就是这样的读书机会，我也差点没能抓住。刚进入初二，我们村附近新建了一个选矿厂，村民们等着货车来运矿，将矿池里的矿砂挖出，挑到车厢里，一车几十吨，每个人有五六块钱收入，一天下来，他们能挣二三十块钱。
在金钱面前，很多人经不起诱惑，不少小伙伴辍学回家挑矿。母亲看着我的同龄人纷纷赚钱，眼红了，提出让我弃学。好在几个哥哥姐姐，包括弟弟，都极力反对，母亲也只好退一步，却留下话说等中考结束后，我考不上学校了，就回来挑矿。
人生处处有岔路，向左还是向右，有太多的不确定，读书也是如此，须自己努力，也有很多运气成分。那年中考，我顺利考上了师范学校，又恰巧村里有个辍学的少年争抢挑矿，情急之下踩着已经转动的轮子上车，结果被卷下车轮，失去了整条腿，成了残疾人。血淋淋的教训让不少家长冷静下来，我得以继续读书。
初到师范学校，语文科任老师阳崇波，他还是学校山花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我就这样加入了文学社。在文学社团的影响下，我慢慢喜欢上了文学作品，古今中外，诗歌、散文、小说，都有所涉及，尤其民国时期的作家，诸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等，还有博尔赫斯、齐慈、普希金、华茨华斯等。遗憾的是，在文学社三年，我写不出任何一篇文章，也算是个另类吧。一直记得阳老师对我说过那句话，“做个读书的人吧，至于写不写，顺其自然。”至此，在文学社又蹭读三年。
时代变迁如滚滚浪潮，读书仍是最美好的时光，阅读需要克服的困难转到了内心，蹭读那些往事一去不复返。
兰小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