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手表还是稀罕物。谁若戴块手表，总会把袖口挽得高高的，亮闪闪的表壳在阳光下泛着光，走起路来手臂轻轻摆动，那潇洒神气的样子，总能引来一串羡慕的目光。
那个年代，家庭普遍不富裕，普通人尚且买不起手表，小孩就更不用想了。可孩童的虚荣心像春日的藤蔓，悄悄滋长。为圆一个“戴表梦”，我们发明了画手表的游戏。先在手腕上画一个圆圆的圈，等距离描上十二道小短线，再一笔一画标上阿拉伯数字，圆圈中间点个小点，引出两根长短不一的线当“时针”和“分针”，最后绕着手腕画两根粗粗的线做“表带”。
每次画手表，我们总爱两两结对。当笔尖在手腕上轻轻滑过，那痒痒的触感就像小虫子在皮肤下蠕动，可谁都咬着牙不动——生怕一动就画歪了表圈。画完后，还会互相歪着头问：“哎，几点了？”然后一起翻起手腕，故作认真地瞅半天，再捏着嗓子学收音机里播音员的腔调：“北京时间12点整！”话音刚落，就捂着肚子笑作一团。阳光透过老槐树的叶隙洒在我们脸上，连笑声都带着金晃晃的暖意。那种纯粹的快乐，就像手腕上的画痕，虽会褪色，却深深印在记忆里。
画手表的日子，像一串叮当作响的风铃，伴我走过了整个童年。等我读高中时，电子表悄悄流行起来。这种表不用天天上弦，一块小小的电子能转上一年。母亲大概是怕我在学校错过起床铃，特意去供销社挑了块电子表。椭圆形的表盘小巧玲珑，黑色的表链细得像丝线，戴在手腕上轻得几乎没感觉，可我总觉得它比谁的表都帅气。第一次戴上电子手表时，我在教室来回晃了三趟，故意把衣袖撸到胳膊肘，就盼着同学能瞅见。当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询问价格时，我嘴上说“没多少钱”，心里却像揣了块蜜糖，甜得直冒泡。
那块电子表成了我的“贴身伙伴”。白天跟着我跑操、上课、吃饭，表盘上的数字在阳光下明明灭灭；晚上临睡前，我会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放在枕头边。黑暗里，“滴嗒、滴嗒”的声响像温柔的催眠曲，伴着我坠入梦乡。高中三年，它见证了我挑灯夜读的困倦，也记录了考试后的雀跃。可有天洗脸时，它不慎滑进盛满水的脸盆，表针戛然而止的那一刻，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那是我第一次为一件物品掉那么多眼泪。母亲见我红着眼圈发呆，摸了摸我的头说：“用了三年，也值了，妈再给你买块好的。”
不到一周，母亲真就买来一块上海牌机械表。沉甸甸的金属表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表链的每一节都磨得发亮，“上海”两个字刻在表盘下方，端庄得像枚勋章。要知道，那时上海牌手表是全国响当当的名牌，父亲的工友戴了一块，能在车间炫耀半个月。我把它戴在手腕上，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突然想起母亲去镇上供销社时，鞋底沾着的泥点——那是她走了四里地的路。
后来，手机像潮水般涌来，人们看时间时不再翻手腕，而是指尖一划。手表渐渐成了装饰，有人戴名表彰显身份，有人戴复古表怀念旧时光。可我总想起童年手腕上的画痕，想起电子表进水时的慌张，想起上海牌手表的冰凉触感。
前几天整理书柜，那块上海牌手表从旧书里滑出来。我捏着表冠轻轻一拧，“滴嗒、滴嗒”，表针竟又动了起来。这感觉像极了那些走远的时光——童年的笑声，母亲的手掌，还有一个少年对着“手表”认真报时的模样，都在这清脆的声响里，慢慢苏醒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