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号箕山，又号朴园，山西大同浑源人，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护理巡抚、河道总督等职，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病故于治河工地。因治理黄河有功、办事实心，道光帝御赐祭葬、予谥“恭勤”。民族英雄林则徐和思想家张穆分别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看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内含学校、秩祀、名胜三部分，在渔山书院“山长题名”栏，一个名字映入眼帘——许瀚。
这个名字太熟悉了。栗毓美墓御制碑文不也是一个名叫许瀚的人书写的吗？那么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中的渔山书院山长许瀚与书写栗毓美墓御制碑文的许瀚是同一个人吗？要知道渔山书院与栗毓美颇有渊源。
我手头栗毓美的资料没有关于许瀚的记载，关于渔山书院有三处提及，一是惜余道人编辑的《栗恭勤公年谱·卷下·道光十五年》记有“并为济宁州渔山书院筹捐经费银四千两”；二是光绪年间浑源知州贺澍恩纂修的《浑源州续志·卷六·人物·政事·栗恭勤公》记有“山东济宁书院曰渔山，捐益经费银四千，赀皆公筹”；三是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学校·渔山书院》记“栗朴园河帅莅济上五年，于书院学校尤三致意焉……道光己亥冬，河帅节拔道库生息余项二千两，发存运河厅，又筹捐银二千两，分交济宁、临清两卫典肆，均自道光二十年为始，取什一之息。师长之脩脯有所出，而生徒之膏火尚未敷也，又与玉露庵僧人达典、常清观道士张永智等议，分僧庵地二百亩，道观地八百亩，各立约剂，仍暂交僧道佃种，按年输制钱五百贯，申明各宪立案，一切收支章程备载碑阴，以游闲无益之虚糜，作培养人材之实用，庶几经正民兴仰副圣天子作人之雅化，而无负河帅各宪为国储贤之至意与。有增廓而无废坠，则所望于后之君子。”
我又看御制碑文照片，碑文最后一行下方写有“乙未科举人候选州同 臣许瀚敬书”。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在许瀚名字下方有两行小字简介：“字印林，日照人。乙未举人，与修志。”两处的许瀚都是乙未（1835）举人，可判定同一人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我们还得知，作为渔山书院山长的许瀚还参与了这个版本《济宁直隶州志》的修纂。
为了进一步探寻两处的许瀚是否为同一人，我专门购买了三本关于许瀚的书籍，分别为袁行云著的《许瀚年谱》，崔巍整理的《许瀚日记》和曹汉华编著的《增广〈许瀚年谱〉》。在《增广〈许瀚年谱〉》正文前，赫然发现一幅许瀚书的栗毓美墓御制碑文拓片照片，确定渔山书院山长许瀚与栗毓美墓书写御制碑文的许瀚为同一人。
许瀚（1797-1867），字印林，山东沂州府日照县人。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拔贡生，武英殿校录，议叙州同。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顺天举人，后铨官滕县训导。精于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目录版本学和书法，是清朝乾嘉学派的后起之秀，道咸年间扬州学派的重要学者，一代著名朴学大师。
许瀚因学问先后被山东学政王引之、何凌汉所赏识，道光五年（1825）进京，道光六年(1826)为国子监生员，道光七年（1827）至道光十一年（1831）随王引之在武英殿校录《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修成，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叙得六品“州同”衔。许瀚在京期间，与王筠、汪喜孙、龚自珍、张穆、吴式芬、何绍基等友善，在学界也渐有声望。
汪喜孙，字孟慈，清代著名学者汪中之子，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由户部员外郎保送河工，发往东河差遣委用，深受栗毓美倚重。正是由于汪喜孙的介绍和何凌汉的推荐，时任济宁直隶州知州徐宗干（字树人）聘许瀚为渔山书院山长，由此许瀚与渔山书院结缘。后汪喜孙、许瀚因门户之见交恶，致使多年友谊瓦解，形同陌路，令人扼腕。
从手头现有资料看，栗毓美与许瀚因渔山书院而交集，正是栗毓美从根本上解决了渔山书院师长的薪水和学生的费用问题，保障了书院的正常运行。
目前可以考证许瀚与栗毓美的唯一一次见面，是《许瀚日记》所记道光十九年（1839）十二月二十一日“饭后谒河帅”短短五个字。而在两月后的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十八日子时，栗毓美病逝于郑州胡家屯工地。
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初五日，栗毓美、许瀚共同的朋友张穆写信给许瀚，对栗毓美去世的哀悼之情溢于言表并谈及渔山书院：“栗丈乃当代伟人，河干当吃紧之际，遽尔殒没，恐不仅我辈之不幸也。渔山梵阇闻雅声者定皆获慧。”同月，许瀚为栗毓美书御制碑文。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初一日，张穆给许瀚的信中再次提到，“栗公遗爱在人，劳绩炳然，非弟等私言。前月末京中已开奠，不日仲然亦将衔卹而柬。拙撰祭文一首录稿奉政，并示慈翁（注：即汪喜孙）观，以为如何也？”
道光二十年（1840）秋乡试后，许瀚作《和徐树人刺史庚子秋闱纪事诗原韵》四首，记载了渔山书院庚子年（1840）在乡试中大获佳绩之事。其中第二首专门提及栗毓美为渔山书院所作贡献并作自注：“蒸蒸士气奋风云，六十年来又冠军。培养深惟沐郇膏(自注：渔山书院向无经费，今捐廉以充膏火。前岁河帅栗恭勤公捐四千金生息，又增拨膳田千亩济之），观摩勤尽惜陶分（自注：每月任城、渔山两院五课，兼以大课，计诸生应课之日十有四。作四书文、经文、诗策，凡廿四通）。专门远绍何休诂，独步夙推王粲文（自注：获售者皆穷经稽古，夙擅文名）。颇怪星轺两伯乐，浑教冀野马空群（自注：试前决科，于、杜与二王为前五名之四，其一为吕铨，主司与批条背面已暗记一“中”字，复以小疵见遗）。”
徐宗干在《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谱》中记：“庚子解元于如川即闱前决科首列者，其前三人入魁选者二，合属中十人。甲辰年（1844）孙毓溎状元及第。”
了解这一段过往后，当我再次站在栗毓美陵园的御制碑前，细细品味许瀚所书碑文的形外之意，有了更深一层感悟。山右栗毓美与山左许瀚因渔山书院而交集，或许有偶然因素，但他们共同的朋友圈以及共同的情怀，也使他们的交集成为了必然。我以为，这共同的情怀就是在许翰总纂《济宁直隶州志》的“渔山书院”条目中所写的：“书院何为而设也？崇正学也，端士习也。经正民兴，风化之原也。岂惟是揣摩举业，弋科名云尔哉！”
徐志生
